团结紧张严肃活泼(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为何能成为优良作风)

文/杨明伟

团结紧张严肃活泼(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为何能成为优良作风)

1938年,抗大校部干部在运动会上合影。左二起:杨至成、杨兰史、冯达飞、胡耀邦、罗瑞卿、莫文骅、刘亚楼、王平 (女)


自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八个字的校训在抗大确定以后,这八个字所包括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,就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,也成为共产党人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一种追求。

陈毅曾经在对抗大工作所提的建议中明确表示:“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,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,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,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,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。”他还认为:“校风之创造,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,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的政治品质,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技术,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,即有新鲜的感觉,而便利他从事学习与修养。”这充分说明,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校训及其所倡导的校风是多么重要。

八个字的校训,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,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既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“新鲜活泼”,又反映出人民群众的“喜闻乐见”。因此,在上面提到的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,毛泽东还提醒全党同志:

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,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。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,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。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,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,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。因此,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,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,即是说,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,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。

为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特点和文化风格,毛泽东在教育引导全党和全军干部方面,下了极大的功夫。他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还提出这样的目标任务:

我们的任务,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,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。所以,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,对于我们,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。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,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,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,看谁学的更多一点,更好一点。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,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、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,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,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。

在教育和锻炼我们党和军队这两支队伍的过程中,毛泽东既抓干部的理论学习,也特别注重抓良好风气和文化氛围的养成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除在延安领导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外,还领导开办了陕北公学、青年干部训练班、鲁迅艺术学院、马列学院、中共中央党校、中国女子大学等。

对抗大的学员,毛泽东特别注意培养。他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,认为“这是共产党的大事,不是小事”,一定要抓紧抓好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、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,如刘伯承、林彪、罗瑞卿、徐向前、张际春、滕代远、何长工、李井泉、彭绍辉、许光达、莫文骅、李志民、胡耀邦等。同时,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、何思敬、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。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讲课,据他后来回忆:“那时我可讲得多,三天一小讲,五天一大讲。”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 《矛盾论》 《实践论》 《论持久战》等,都被列为抗大学员的必读教材。毛泽东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,包括政治、军事、哲学、历史等。为了“提高战略空气”,他讲得最多的,还是战略问题。他说:

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。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,也才有大的发展。

在抗大学员中,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,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。毛泽东对这些学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在政治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,在军事上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理论。这些学员到了抗大以后,战略思维能力迅速得到了提高。

抗大三大队有一名学员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,谈到了自己的收获:“过去未到这里以前,在外边(指非特区)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,五花八门,懂得了不少,可是抓不住中心,摸不着方向。但是到了这里以后,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,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。”毛泽东看后欣慰地说:这个学员在抗大所学到的是“重要的中心的一点”。

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仪式时,毛泽东只要在延安或条件允许,都要到会讲话。对入学的学员鼓励他们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,对走出校门的学员要求他们向社会学习,善于“读无字之书”。

抗大、陕北公学、马列学院、中共中央党校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延安的学校,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、思想丰富、能力过硬、作风优良的党和军队的干部,他们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,对争取抗战胜利,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回忆说:

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,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、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、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。如果当年不搞 “五湖四海”, 而搞 “孤家寡人”的关门主义,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,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 “灰尘”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,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,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。

一曲抗大的校歌,反映了当时延安的情形:“黄河之滨,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。人类解放,救国的责任,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……”

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那些理论且有着良好品格作风的干部,走出延安后,每到一处,就带出一支思想和作风上都过硬的队伍。正如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所说的:

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,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,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。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,有政治远见,有工作能力,富于牺牲精神,能独立解决问题,在困难中不动摇,忠心耿耿地为民族、为阶级、为党而工作。

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,就是这么被逐步传播和固定下来的。毛泽东所期望的“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,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”很快得到了实现。这些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,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,也伴随着党和军队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时期,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优良传统和新鲜风尚还适合不适合?答案是肯定的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后,在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,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始终没有放松过。其中,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内容,一直是人民军队提倡的作风教育内容和践行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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